专家简介
王杨周，女，年2月生，山西省沁水县人，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学位。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年7月毕业于长治医学院，年在职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年9月至年1月，在长医院工作。年2月至今，在医院重症医学科工作。年9月至年9医院重症医学科进修学习，获得优秀进修生嘉奖。平素工作认真负责，技术精湛。年曾作为一线医师参加手足口病流行疫情救治工作。年，作为山西援鄂第一批医疗队员之一，医院感染科重症病区工作。随队负责当地新冠肺炎确诊及危重病例救治工作。工作中，她尽职尽责，恪尽职守，关心病患，关爱同事，得到同事及患者的认可。玻璃窗的那一边
——新冠肺炎重症病房里发生的故事
我来自医院重症医学科，是一名重症专业的医生。此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中，有幸作为山西省第一批援鄂的医疗队员到湖北省仙桃市做医疗支援，使我能够直面疫情，切身体会到了一个强大的祖国和团结的人民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并在58天后顺利完成任务，安全返回。此行经历了我职业生涯很多的第一次，也经历了我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收获了很多感动，今天借这个平台，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
今年年初新冠爆发时，和很多人一样，我最先想到的也是当年的SARS，年，我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只记得那时我们山西，太原是重灾区，很多医务人员和学生被感染。我有很多同学在太原念大学，被封校了，回不来，他们说有全副武装的武警看守学校，发热的同学，会被穿着防护服的人接去隔离，我也亲眼见过有同学被那样接走，那时大家都是怕的，隔着电话，我都能感觉得到他们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气氛。有的人被接走了，就再也没回来。但我是医学生，我有老师报名支援SARS，虽然最终没去成，但当时，我体会不到他们怎么想到要去冒这个险，当然，我也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大好青年，该有的思想觉悟还有，那时心里还真有些佩服他们。
年汶川地震时，我已经走上工作岗位2年多了，算是一个吃苦耐劳有理想有抱负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大好青年，每天就是开开心心上班，乐乐呵呵下班，美滋滋抱着电脑查查资料，那一年，我在救治小儿手足口疫情的一线，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病人和伤员经历着什么，但是灾区的惨状同样不是我能想象的。那一年，虽然自己没资格报名，但有熟悉的前辈同事报名支援汶川，对他们我是又羡慕又佩服，羡慕他们可以去实现救死扶伤的伟大理想，佩服他们有能力去灾区救援，为他们送行时，我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两眼冒着星星送他们走的，那时我想，他们的眼泪大概是感动吧，但看着大巴走远，不知怎么的就想到电视上的灾区，伤员，余震，泥石流，道路坍塌等等场景，我突然就兴奋不起来了，我不知道除了辛苦点儿工作之外，还有什么在等着他们。你能想象吗？一个傻兮兮站着的姑娘，脸上花痴一样的笑还没有收回来，就不知不觉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突然就感觉到那辆大巴把我和灾难隔离开来，越行越远，电视上那些危险都走不到我身边，我觉得他们是那么高大，我想像他们一样。两年后，我进入到重症医学科，每天的工作就是抢救，抢救，直面生或死，经历过重大事故，经历过甲流，看到过绝望，也见证过重生。十年以后的今天，我早已不是当年空有一肚子理论和一腔抱负的“大好青年”，我可以坐下来冷静的比较新冠与SARS/MERS，听听专家的分析，查阅人类流行病大爆发的历史资料，自己心里对新冠的传染性/致病性和致死致残的风险也是有大概的猜测的。预备队报名时倒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动机，实在是专业对口，不报名觉得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年辛苦练就的技术和经验，对不起那年傻傻杵在大巴后面又笑又哭的自己。1月23日武汉封城，那时我就有了思想准备，我是在大年初一晚上接到的通知，说实话，没犹豫，但是也想过，万一感染了，万一回不来，心里已经把后事都想好了，只是担心家人担心我，没像有的队友一样，留了遗书出发。医院所有院领导都亲临为我们做准备，带了一周用量的口罩，防护服，手套，帽子，护目镜，面屏，消毒剂，工作服，雨鞋，还有备用药等等，想到什么就马上解决什么，我记得随身手消毒剂，护目镜和防护面屏是把全院的储备都给我们几个带上了。不知道几时出发，不知道支援哪里，不知道去多久，可第二天一早，我走得很放心，我知道，医院是傾全院之力在为我们做后盾。
出发时，我所支援的仙桃市确诊病例还是个位数，潜江和天门还是0。一路会合各地队员，从我们4人到人，气势越来越壮大，从太原出发，夜里到达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空荡荡的机场，只有我们，之后，我们兵分三路，分别向仙桃/潜江和天门出发，深夜的公路上只剩这一辆大巴，沿途设有关卡，车灯照亮了数名值班人员，他们向我们致敬，然后放行，车灯走远了，他们也渐渐消失在黑暗中，这是我和封了城的武汉的第一次接触。
2天后，我们完成了培训，分好组，做好防护准备，做好与当地的交接，队长原主任他们按照流程进出了2次病房，补全了设备，理顺了流程后，确保了安全，才让我们分组第一次进入病房。理所当然，我分在重症组，还有一个上级医生带着我，医院的王秀哲主任，之后我们“大王小王”组合和其他6名医生，30名护士，开始了为期58天的合作。本以为开始的工作会比较轻松，可没料到疫情远不是个位数的确诊人数表现出的那样，防护服对我们的影响也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发热门诊人数激增，确诊人数蹦着跳着往上涨，医院又增加了2所，而当地的医护已经一人当好几个使，连轴转了二十多天。我医院的重症病区，第一天上班，就接收了30个新病人，病区有了4个重症病人，第二天8个重病人，第三天10个......工作量比预计增加得更快，稍微动作大点，就喘不上气，而医生查房还要同时和病人聊聊天，他们都很紧张，许多病人全家都被隔离了，饭有专人统一送，但是个人用品就不一定还有人可以往病房送了，杨主任组为患者带来了自己备用的牙刷，保温杯，张主任和段医生为患者开了中药，煎好，送进来，郭主任带着小杨为需要的患者做床旁超声，我们和当地的刘主任一起，边查房，调整呼吸机，边要负责为乏力的患者喂喂饭，有时要补充营养液，帮忙翻个身，整下衣服被褥什么的。回去还要做总结，治疗还需完善，忙碌中时间过得飞快。
在这里，每天穿的防护服，带的口罩手套都不一样，有很多人主动联系捐赠，我的同学和朋友们也都想通过我尽一份力，我不知道今天使用的防护用品是哪个组织或个人捐助的，明天又是哪个，反正我相信在这里我总能得到尽可能好的防护，医院，这里的上级，以及社会各界。每次进病房时，“大王”都得看着我这个“小王”穿防护服，确保合格，一起进病房，出隔离区时，“大王”总是让“小王”先出，盯着“小王”每一步都安全完成后才自己出来。看，我的后盾和保护者就是这么强大，无处不在。
这一天，收到一个特殊病人，来自武汉市区，全家确诊，家庭中已经失去了2名亲人，他的妻子和儿子，我在交接班汇报表上在他的名字旁，用红色粗体标了“高危”二字。半个月后，山西第二批支援队员到达仙桃，人员得到补充的我们完全接管了整个重症病区，现在，轮到“小王”看着新人穿脱防护服了，他们说“小王”也很让人安心，那是啊，“小王”是被保护着锻炼出来的，自带保护气质。而这个“高危”的病人“吴爹爹”，换成普通话就是“吴大叔”，归我们“大小王”组管。“今天气够用吗？”我每天查房都得要隔着防护服大声喊，他常常会回答“吃过了，吃不了多少，没有胃口”之类，反正总是听岔。每次都得一个一个字连吼带比划，才能让吴叔理解我说什么，“还是不够，还是胸闷得厉害，你们要给我用最好的药啊，我求求你们了，我老婆没了，儿子也没了，我得活下来照顾孙子啊......”说着说着他眼眶就又红了。他有呼吸困难，情绪不稳定，吃饭不好，不用强效镇静药几乎完全不睡觉，病情进展很快，能不能扛过去，谁也没把握。而因为新冠肺炎已经失去的2名亲人，每天查房他都要重复这样的车轱辘话，向每一个医生护士一遍遍倾诉。他焦虑，他恐惧，还在隔离中的孙子让他有无比强烈的求生欲。几天下来，“大王”带着我，我们连听带猜已经基本能听懂他的仙桃普通话，吴叔对我们每天问什么也能猜出个七七八八，配合着手势，查房终于不用带翻译了。
每次磕磕绊绊了解完病情，听完他又一遍哭诉，安抚之后还得反复叮嘱“绝对不能下床了啊”，他会说“知道了，不下床，可是要护士小姑娘们喂饭，帮忙大小便还是不好意思啊”，但是这样的肺功能，下床可是在拿面子搏命，我们只得继续安抚，磨半天嘴皮子，才能让他不情不愿的答应下来。
查房最后的程序，指导握手锻炼和踝泵运动，以增强免疫力，防止下肢血栓并发症：“躺在床上一定要动动手脚，跟我学，两只手虎口合在一起，交握住”，我得边喊边示范，“我不渴，不喝水”，吴叔还是会听错，不过几天下来的习惯告诉他，跟着我做：握手，揉搓大鱼际，揉热了，换手。边反复做，边聊，聊了吴叔作为一个湖北人居然不吃辣椒，聊了我怎么样用热水一遍遍涮了菜吃，什么菜怎么涮都仍然是辣的。成，今天做的比昨天强多了，能转移注意力到运动上来，总是好现象。继续，踝泵运动，“勾脚尖，使劲，停住，好，1，2，3，别松”，上手用力扶住他的脚尖，“坚持住4，5......10，非常好，脚尖压下来，使劲，停住，好，1，2，3......”，掰着脚尖维持10秒，再勾起，再压下，然后以踝关节为轴心转脚尖，终于结束，短短十余分钟，防护服里，我已是一身大汗，护目镜上的雾汽模糊了视野，水滴沿着眼镜流到嘴里，是咸咸的味道，观察下吴叔的呼吸，隔着水线趴到监护仪上看看，嗯，这个运动量病人可以耐受。“每天要做五六遍啊！”，我得再次大声嘱咐。“知道！我没事就做！”这次吴叔可算听懂了。
随着语言障碍被克服，学会“动手动脚”的病人越来越多，新老患者互相传授，教授程序也变得相对容易。十几天过去，吴叔从起不了床，到习惯了护士喂饭·帮助大小便，到戴上呼吸机，再到撤离呼吸机，除了昏迷的那两天，每次进去查房都讲讲新冠是什么东西，聊聊吃喝，送点奶和营养粉，聊聊睡觉，聊聊山西，聊聊武大的樱花和吴叔的孙子，再动动手脚。吴叔精神好转了，指标好转了，饭能自己吃了，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查房时，他能隔着防护服认出治疗组的“大王”“小王”和每一个医生，记得送过营养粉，帮忙活动手脚的医生，记得哪个医生轮休了几天，记得哪个护士喂饭总是很温柔，见到我他就自觉握手，做踝泵，邀功似的告诉我昨天做了好多次。命终于是捞回来了！
这天，隔壁6床住进来一个危重的奶奶，大口大口喘着气，操着一口不普通的“仙普”，断断续续与我们鸡同鸭讲地交流病情，“大王”教授带着我们几个，各种口音连说带比划着也说不清时，吴叔就自觉充当了我们的翻译，6床奶奶不愿带监护仪，坚持下地大小便时，吴叔现身说法帮我们劝服了她，教授握手及踝泵运动时，吴叔给她做示范，“动手......动脚......”。后来，6床奶奶也戴了呼吸机，再摘掉呼吸机，坐起来，一路走来，5床的吴叔尽职尽责完成好了他“助理医师”的职责，他负责翻译，示范，劝慰，能做的都帮忙做。全国人民都窝在家静止了一个多月，在我们的病区，5床恢复了，6床恢复了，30床出院了，12床恢复了......玻璃窗里的人，进进出出，吴叔和6床奶奶在我们撤离的当天下午出院，如愿以偿带着他心心念念的山西中药，我到底没能亲自送他们，然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重症病房里的这位“助理医师”，还有其他病房无数的“吴叔”，无论如何，希望大家能各自安好。
返程那天，当地的战友来了不少为我们送行，有交警开道护送，仙桃市民从市政府一直到高速口，夹道欢送，我终于第一次放任自己哭了出来，我从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可以承担起这样的深情厚谊和礼遇。这次是白天，经高速驶向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这次一样要过关卡，依然有工作人员敬礼致敬，不过这次我能看清他们的脸，回以我们的敬意。
短短58天的经历，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和重生，后来，我们还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