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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健康养老地产
日，高规格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举行。在此次大会上，习近平将“分级诊疗”列为5项需要获得突破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首。
年启动的新医改已行路7年。最近，一份由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代表中国政府的三个部委———财政部、国家卫计委、人社部———(以下称“三方五家”)共同完成的最高级别联合研究报告，用时两年为中国医改下了这样的“诊断”———医院而不是基础医疗卫生服务的问题。
医院已成为中国人就诊的习惯，但迫在眉睫是，随着老龄化来临，慢性病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和最大的医疗负担，医疗费用快速上升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而且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个人、家庭、社会、政府背负的健康压力空前。
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真的高效率且可负担吗？
面对这样的现实，“三方五家”的研究报告提出一个可能会影响未来最少年中国医改重心的政策建议：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避免走向高成本、低价值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风险。
改革的方向就是，重塑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强有力的基础卫生服务体系；医院改革，让大型2、三级医院扮演新的角色，主要负责医治疑问复杂病例，并牵头展开卫生人材队伍建设。
这其实不意味着中国将减少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而是如何让投入的资金发挥更
大的价值，实现四两拨千斤。
错配
医院床位建一张占一张
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三甲大医院一号难求的同时，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却门可罗雀。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就像一个倒金字塔，医院里，基层缺钱、缺人、缺装备，医院。
上海人老唐今年74岁，得了房颤、高血压、肺气肿、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闭塞等多种慢性病，跑医院在他看来是自己的“平常作业”。
医院的经历，老唐说真是苦不堪言。
医院专家号，老唐凌晨4点起床，打车5点到医院。和其他通宵排队的人比，他还是来晚了。他只得在号贩子处花元买了一个专家号。
“每次回家以后，总是感觉很累很累，心里总是不高兴，每一个月总是要这样折腾几次，把医院当外家跑了”。8月初，老唐收到在上海召开的第五届基层卫生大会约请，在论坛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年以来，政府陆续推出了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文件，在此前几年，基层卫生机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
有统计显示，至年的10年间，基层卫生机构数量小幅下落了6%；而二级医院数量上升29%，三级医院数量上升了82%，上升幅度在年后尤其明显。
在全国范围内，基层医疗机构正逐步被边缘化。-年5年里，医院诊疗人次数占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比重从34.9%上升到39.1%，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比重由61.9%降至57.4%。
地基不稳，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头重脚轻，在老龄化大潮眼前，显得岌岌可危。“三方五家”联合研究的判断是“中国目前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开始面临很多高收入国家曾经历过的挑战和压力”。
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有1.4亿，预计到年将增加至2.3亿。联合国的预计是，到年，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会超出美国，而到年，老年人口占比会超过1/3。以目前的速度推算，中国将在26年内走完法国走了年的老龄化进程。
但是中国人的健康问题已提早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年的研究发现，在25年前，伤害、传染病、新生儿、营养和孕产妇疾病还占中国疾病负担的41%，与普通发展中国家水平相当。而现在，中国人的疾病谱产生很大变化———慢性病占到中国77%的健康生命年损失和85%的死亡诱因，与多数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情况相近。其中，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就占到死亡诱因的2/3。
据世界银行年的估计，未来20年，40岁以上中国人中，慢性病病例数量会翻一番，乃至可能增至现在的三倍。糖尿病将是得病率最高的疾病，而肺癌病例数可能会是现在的五倍。
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增加，但上述统计和预测预示着更富裕的中国人在面临更严重的慢性病威逼。
我们的健康问题可以靠“大医院”得到解决吗？
过去33年的数据统计的结果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也走不起。
-年的20年间，中国的医院床位数几近翻了一番，从万张增至万张，并在尔后的13年里又翻了一番，在年到达万张。其间，中国患者的住院率从年的4.7%迅速升至年的14.1%，年均增长11.5%，年2、三级医院的住院量是年的3倍。
“应验了‘床位建一张占一张’这句话”，“三方五家”研究报告这样写道。国内一名医生曾在一次论坛上大声疾呼，“为医院，但我们慢性病的发病率却反而升高了？”
与此相对，另一种潮流正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国家产生———在过去10多年里，除韩国外，医院床位数，有的国家降幅高达30%。中国目前的每千人床位数乃至高过加拿大、英国和美国。
方向
医保有时“起了负面作用”
事实上，被称为“四梁八柱”(四大体系，八大机制)的中国新医改，早在年启动之初就在“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这一项中明确提出：采取增强服务能力、下降收费标准、提高报销比例等综合措施，“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逐渐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
值得注意的一个信号是，年以后，决策层对“分级诊疗”这1任务的重视程度提升。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点意见》，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保障分会会长李珍看来，这是将“分级诊疗”这项制度拿出来重点推动。
对比年以来国办每一年下发的深化医改工作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发现，医改启动以后，分级诊疗的医改任务被逐步放大，重视程度与日俱升。
年之前，“分级诊疗”医院改革的一部分被提及，而年以后，开始单列为一项年度重点任务。
亟须改变的现状并不是我们一开始的方向错了所致使的，而是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抵达。“年以来，我们有一系列文件强调‘强基层’，强调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但是基层愈来愈弱”，李珍说。
李珍的看法是，改革常常遵守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新医改之初的很多做法，比如基本药物、收支两条线等制度看上去都很对，但制度实行以后，却让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打左灯向右转”，离“分级诊疗”的目标愈来愈远。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医疗服务资源曾是呈金字塔型配置的，是什么原因将其倒了过来？
医疗服务是一种刚性需求，价格弹性很小，这意味着“人们总是愿意要最好的医疗服务”，居民收入增加，大家就会趋上。医疗服务体系市场化的情况下，资源总是向强势要素聚集。
医疗机构的管理体制也决定了资源会聚在另一个层面同时产生。李珍认为，公立医院分为三级9等，相应的人事、技术职称制度，相配套的财政补偿制度，医院有巨大的动力，把自己做大做强。医院做大做强以后，虹吸效应就出现。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消失，城市职工劳保制度将“一老一小”从保险制度中抛出，这部份人在自费与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的情况下，看病趋上是自然的选择。
年，医保建立之初，有了定点服务机构，但“医院”，李珍在第五届基层卫生大会上直言，医保在医疗服务体系扭曲问题上，有时“起了负面作用”。
两个使人惊讶的数据常被提起———医院一度完成了医疗机构中90%的业务；医院，其中8家三甲医院一度拿走了3/4的医保费用，另外多家只分享1/4的医保资源。
李珍解释，病人去看病，医保帮付钱，“钱跟患者走”。你给我看病，所以我把钱给你，“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对分级诊疗制度建立，没有正面作用，乃至有反作用。”
李珍认为，医保同医疗之间构成恶性循环，“医院的钱越来越多，医生跟钱走，3甲医院就会愈来愈强”。“3医虽然联动，却没有向一个方向”，某省卫计委体改处一名工作人员对总结医改之难。
医疗资源倒金字塔配置情况加重，看病贵、看病难，医疗资源浪费，大医院专家看常见多发病，基层医院少人光顾，重医治，轻预防，低效却无助于健康增进。
“没有捉住主要矛盾，没有让次要矛盾去服从主要矛盾”，李珍说，接下来的改革应当确立分级诊疗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其他所有的改革要服从这个基本制度，“如果某项改革对分级诊疗制度有害，得先放一放”。
矛盾
3甲医院是改革关键突破口
李珍在第五届基层卫生大会上讲了一个故事，让在场的基层社区和乡村医生讶异不已。她一个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一次孩子突然拉肚子拉到脱水，朋医院急诊室，挂了一瓶盐水。过几天，账单来了，一共美元，扣除医保，还要自付美元。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又生病了，朋友就送去了附近的诊所，结果一分钱没花，商业保险全报销了。
“参保患者和医保是一对矛盾，而医保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李珍说，医保可以引导患者行动。患者和医生也是一对矛盾，医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医生掌握着信息，而多数患者不掌握。
在医疗、医药和医保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医疗和医药，相对而言，医保也不具有信息的优势；而医疗和医药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医疗服务，由于药基本上是医生开出来的。“所有的矛盾都指向了医疗服务”，李珍分析。
因而，中国的医改重心在最近一段时间重新找到了“靶点”，进入“分级诊疗”———理顺医疗服务体系的深水区。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梁万年也因此说出那句，“分级诊疗真正构建成功之时，就是我们改革的成功之日。”
“分级诊疗已成为医改的全局性工作，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分析。
8月19日，国家卫计委下发《关于推动分级诊疗试点工作的通知》，肯定了4个直辖市，和个地级市展开分级诊疗试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要求，要在70%左右的城市展开分级诊疗试点工作。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在年就提出“三级卫生医疗服务模式”，三级医院主要承当部份危重疾病和一半疑问复杂疾病的诊疗，二级医院主要承当一般疑问复杂疾病和多发病的医治；基层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当常见疾病和多发病的诊疗和慢性病的管理与康复。
众人经常使用“大病去医院，小病去社区”来概括分级诊疗，但在医务人员和专家学者看来，与其说是对医疗机构进行“分级”，倒不如说“分工协作”，“不是你比我利害，你的技术比我强，而是各有侧重，分工不同”。
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家庭医生制度，成为公众的健康守门人，做好公众健康管理，大医院重点突破疑难杂症。
与中国医改殊途同归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年以来也在医疗领域力推一种“以人为本的一体化服模式”（PCIC）。
“三方五家”的研究报告也建议：中国的卫生服务体系需要向建立以强大的基层卫生服务为基础、以人为本和重视质量的一体化服务提供体系转型。该体系不但将为公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而且可以从经济角度提高服务的价值。
在PCIC模式下，通过正式的上下协作的安排、供方之间和医患之间的信息同享、患者在就诊进程中的积极参与等，基层医疗机构与2、三级机构实现了服务一体化，通过组建跨学科服务团队，应用互联工具跟踪患者的状态，在提供持续性服务的进程中监测健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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